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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发布时间:2026-05-04 阅读: 转至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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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在业内有“75司”之称的中信建投，才刚刚披露了一份业绩大增的2025年年报。 在这份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30%的运营成绩单中，中信建投的投行业务表现出色，作为曾在A股市场中唯一能与“投行王者”中信证券一较高下的存在，在过去一年中，中信建投完成境内A股股权融资项目33家，主承销金额达917.73亿元，其中，IPO主承销家数12家，主承销金额196.61亿元——这也为其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31.29亿元，同比增长25.65%。 然而市场对于中信建投投行业务回暖的赞誉声还言犹在耳，日前，随着北京证监局发布的一系列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又将这家近年来充满争议的券商置于了舆论的风口之上。 “经查,你公司在证券发行保荐个别项目中，对发行人的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部分主要客户和供应商、个别重要子公司等事项的尽职调查不充分，未审慎核查发行人申请文件和证券发行募集文件中有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字人员出具专业意见的内容。”2026年4月30日晚间，北京证监局在刚刚发布的《关于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监管谈话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中表示，中信建投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证监发行字〔2006〕15号)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故北京证监局决定对其采取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 在过去几年中，中信建投可谓毁誉参半。 一边是称霸A股投行保荐业务多年，尤其是在IPO市场中，常年霸榜业内前三。 但另一面，在业务狂飙的同时，中信建投的执业风险不断，不仅在2022年被卷入注册制下欺诈上市的第一案——紫晶存储财务造假IPO一事，在2024年和2025年中，其也因投行项目不断“出问题”，遭到了监管层的轮番追责。尤其是在2024年7月，中信建投还发生过一起实习生在社交媒体上泄露IPO材料的事件，彼时也让外界对其内部风控能力的有效性和专业度引发热议。 和针对中信建投的“约谈”处罚同时落地的还有三份同样来自北京证监局的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 这三份处罚决定则分别指向了来自中信建投的三名保荐代表人。 其中最为严苛的惩处，是剑指一名为王万里的保荐代表人，其被北京证监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自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作出之日起1年内,不得担任证券公司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相关职务或者实际履行上述职务”，北京证监局在《关于对王万里采取认定为不适当人选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中表示。 这是监管层2026年以来对投行保荐代表人开出的首份“资格罚”。 虽然在2026年4月初，河北证监局曾对两名原中天国富证券的保荐代表人陈东阳、张瑾因卷入东旭光电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案而给予了行政处罚，但也仅是警告和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并未限制二人的从业资格。 王万里保荐执业资格的受限，也是近两年来中信建投第三位遭到“禁业罚”的保荐代表人。在王万里之前，来自中信建投的保荐代表人刘能清和邱荣辉因作为紫晶存储IPO的保荐代表人被广东证监局“禁业”长达三年。 至于此次王万里的有关违规行径，北京证监局给出的原因和上述约谈中信建投的相关事项一致，皆是因“在证券发行保荐个别项目中,对发行人的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部分主要客户和供应商、个别重要子公司等事项的尽职调查不充分,未审慎核查发行人申请文件和证券发行募集文件中有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字人员出具专业意见的内容”，而王万里作为上述项目的保荐代表人，监管层认为其“对中信建投证券的上述违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和王万里一样，作为中信建投“上述违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还有保荐代表人罗贵均和包桉泰。 但在北京证监局对罗、包二人分别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中，则仅表示对二人“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北京证监局并未在这一系列监管措施决定中透露中信建投及相关保荐代表人所涉案的“个别项目”的具体信息，也未详细解释同样作为相关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且皆对违规“负有直接责任”的三人为何惩处差距如此之大。 据叩叩财经独家获悉，此次中信建投及三名保荐代表人同时遭惩，主要原由皆与同一家上市企业有关。 “三人同时卷入了一家上市企业的业绩造假案，该企业在业绩造假期间进行了多次资本运作，包括定增和发行可转债等融资行为，造成了欺诈发行，而中信建投即为该企业这些发行项目的保荐机构，王万里等几人为相关项目的签字保荐代表人，中信建投及相关保荐代表人未能充分识别和核查该企业的财务风险。”2026年4月30日晚间，有接近于中信建投的知情人士向叩叩财经透露。 这家让中信建投投行业务又再次陷入履职争议的上市企业即为红相股份。 公开信息显示，红相股份为一家主营电工仪器仪表、电子测量仪器等设备的研发和制造的企业，其成立于2005年，2015年2月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从2017年开始至2023年间，红相股份筹划了多起“再融资”行为。 如2017年11月20日，红相股份即披露了其完成IPO之后的首份《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该次定增最终在2018年8月获得了证监会的核准，并在2019年2月发行完毕并上市。 通过该次定向增发，红相股份共募集资金5799.99万元。 在上述定增刚刚完成仅两个月后，2019年4月，红相股份又紧锣密鼓地启动了可转换公司债的发行计划，并披露了相关预案。 2020 年 1 月 2 日，红相股份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20年2月21日，红相股份获得证监会《关于核准红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6 号)。红相股份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5.85 亿元。 负责红相股份2019年的定增和2020年可转债项目的保荐机构即皆为中信建投，王万里也皆担任了这两起投行项目的签字保荐代表人，前者由王万里搭档罗贵均出任保荐代表人，后者则由王万里搭档包桉泰完成保荐工作。 1）财务造假案牵出的欺诈发行始末
2023年5月11日，一份来自证监会的立案调查，成为了揭开红相股份多年财务造假的导火线。 当日晚间，刚刚因审计事务所对其2022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更名为*ST红相的红相股份发布公告称，其收到了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
虽然*ST红相在公告中未披露被调查的具体原因，但彼时市场普遍猜测，大概率与*ST红相2022年年报同时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暨追溯调整的公告》有关。 据*ST红相在2023年4月29日发布的对前期会计差错事项更正信息显示，其相关数据调整涉及*ST红相2019年至2021年度合并报表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多个科目。经更正之后，对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分别为-4947.53万元、-5786.97万元、2401.02万元。 而上述会计差错的调整也并未获得审计机构的认可。 “前期会计差错涉及多项重要财务报表项目，且影响金额较大，我们在对上述相关事项实施审计时所能获取的审计证据有限，且存在部分相互矛盾的信息难以进一步核实。”负责*ST红相财务审计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称，也正源于此，对*ST红相2022年财报出具“非标意见”，即“无法表示意见”。 随着证监会立案调查的介入，红相股份长达6年的财务造假案浮出水面。 2024年4月，负责调查红相股份信息披露违规案件的厦门证监局向其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红相股份 2017 年-2022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红相股份“财务造假”的手段也并不新鲜。 经过厦门证监局调查，红相股份及其子公司厦门红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宁夏银变科技有限公司、成都鼎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浙江涵普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及原子公司卧龙电气银川变压器有限公司等通过虚构销售业务、虚构原材料采购、虚增固定资产等方式，2017年虚增营业收入10489.44万元，虚增利润总额5972.44万元，分别占当期披露金额的14.10%、38.03%；2018年虚增营业收入25559.32 万元，虚增利润总额 14422.06万元，分别占当期披露金额的19.49%、47.72%；2019年虚增营业收入22706.67 万元，虚增利润总额14118.25 万元，分别占当期披露的金额16.94%、48.19%；2020年虚增营业收入 30497.181万元，虚增利润总额7538.42万元，分别占当期披露金额的20.12%、29.79%；2021年虚增营业收入10879.80万元，虚减利润总额325.44万元，分别占当期披露金额的7.80%、0.51%；2022 年虚增营业成本2487.67万元，虚减利润总额2487.67 万元,分别占当期披露金额的2.15%、33.27%。 上市九年，其中连续六年年报造假、信披违规，红相股份虚增利润总额达3.92亿元。 在2017年至2022年中，红相股份进行了多起“再融资”行为，因在此期间其财务数据的“造假”，造成了沿用这些财务数据的相关资本运作因发行申请文件存在重大虚假记载，不符合发行条件，被认定为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准。其中就包括了中信建投负责保荐，并分别由王万里搭档罗贵均、王万里携手包桉泰作为保荐代表人的上述两起红相股份“再融资”项目。 由王万里、罗贵均二人担任保荐代表人的红相股份2017年启动的定向增发项目，其申报材料所涉及的财务数据为2014年至2017年。 由王万里、包桉泰二人担任保荐代表人的红相股份2020年可转债发行项目的申报材料涉及财务数据期间为2016年至2019年1-6月。 在对红相股份的相关投行项目进行保荐时，中信建投及涉事的三名保荐代表人对红相股份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部分主要客户和供应商、个别重要子公司等事项的尽职调查不充分,未审慎核查申请文件和证券发行募集文件中有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字人员出具专业意见的内容，被监管层认为履职不尽责而违规。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37号)明确规定“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其他从事保荐业务的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相关规定，恪守业务规则和行业规范，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尽职推荐发行人证券发行上市，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字人员应当严格按照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和行业自律规范，审慎履行职责，作出专业判断与认定，对保荐机构提出的疑义或者意见，应当保持专业独立性，进行审慎的复核判断，并向保荐机构、发行人及时发表意见。” 2）三名遭追责的资深保代
同时负责了红相股份2019年完成的定向增发项目和2020年执行的可转债发行项目的保荐代表人王万里，自然会因为在这两起项目中接连出现违法违规事实，“错上加错”而遭到更为严峻的惩处。 这也是缘何罗贵均、包桉泰二人虽也同样被牵扯入红相股份欺诈发行案，但皆仅被北京证监局出具警示函，而王万里则被“禁业”一年。 据叩叩财经获悉，王万里可谓是业内颇有资历的保荐代表人。 公开信息显示，王万里，为经济学、管理学双学士，曾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部总监，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东方精工、香雪制药、苏交科、思维列控、大参林、文灿股份、深信服等IPO项目，以及芭田股份非公开发行、东方精工非公开发行、澳柯玛非公开发行、红相股份非公开发行、香雪制药配股、香雪制药公司债等再融资项目，盛路通信重大资产重组、东方精工重大资产重组、雷科防务重大资产重组、红相股份重大资产重组、思维列控重大资产重组等并购重组项目。 不过，王万里目前大概率已从中信建投离职并不再担任保荐代表人，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最新披露的保荐代表人名单中，已查询不到其相关信息。 需要指出的是，王万里本人或许在当年红相股份造假案即将案发之前，就已经预估到了如今的追责后果。 2023年4月左右，也即是在红相股份即将披露那份导致其被证监会立案的“非标意见”年报数据之前，红相股份和澳柯玛等上市公司先后发布公告称变更保荐代表人公告，作为这两家公司再融资项目完成后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王万里因个人原因不再履职。 目前在中信建投的投行保荐代表人员名单中，罗贵均、包桉泰二人还仍在岗从业。 无论是罗贵均，还是包桉泰，二人也皆为在投行业内从业超过十年的资深人士，也几乎都是由中信建投一手培养起来的业务骨干。 罗贵均虽最早是2009年3月从中原证券入行，但仅仅7个月后，2009年10月，即加盟到了中信建投，并一直任职至今，2012年10月，罗贵均正式注册成为保荐代表人，在过去十余年中，其在IPO和再融资等投行项目上斩获颇丰，仅由其成功护航的IPO项目就包括维格娜丝、环能科技、派能科技等等。 相较罗贵均，包桉泰的投行履历则稍浅。 包桉泰在2015年进入中信建投后，于2018年成功注册成为保荐代表人，而当年的红相股份可转债项目正是包桉泰身为保荐代表人负责的首单成功案例。 除了红相股份可转债外，包桉泰还在2021年底成功保荐了诺普信的非公开融资。 （完） |
